东西抬首遥望月
——艺术中的科学元素
尽管地球两端的人们生活在相差甚远的地域和文化之中，但正如古话所说的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人们仍有共同之处，月亮便是中国画家和西方画家笔下共同的“常客”。
达·芬奇在《哈默手稿》中，对天文学、地质学、水力学和机械工程都有研究文字和图片分析，其中对月球的研究至今令人称奇。为了观测月亮及其运动变化，达·芬奇自建了一个观测台，在屋顶天窗的位置安置光学仪器，在观察和思考中他对广泛流行的托勒密体系产生了疑问，并提出了关于月球的新见解。
手稿中的月亮随着地球和太阳出现，三者之间的位置和运动关系令达·芬奇着迷。在讨论月亮发光问题的草图中，月亮不再是光滑的球形表面，而是在地球和太阳中间、具有波浪状凸起的球体，朝向太阳的一面未涂颜色，表示是其光亮的一面，朝向地球的一面被涂上了颜色，表示是其暗的一面。
在达·芬奇生活的年代，人们普遍认为月球具有镜子一般光滑和可反光的表面。《哈默手稿》使用了大量的文字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观点，即月球上存在水和海洋，而且水和海洋是反射太阳光线的主要介质，月亮自身不会发光但它却发亮，发亮的部分就是水面被风吹得波浪翻滚的结果。事实上他的观点并不正确。月球表面覆盖着岩石灰尘，分布着高山平原，人们在满月时看到的光区和暗区，其实是突出月球表面的高山和相对凹陷的平原。
距离月球表面约38万公里、用肉眼完成观察和探索的达·芬奇，他天才的设想和图文并茂的手稿，在那个年代尽管无法证实，却启发人们进一步去推翻统治了上千年的神学宇宙体系，熟读达·芬奇手稿的科学家伽利略更是在他之后，使用科学的方法探索宇宙的奥秘。
中国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金农，精于诗文书画，他善画梅竹、人物和山水，无论其书法还是绘画，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风格面貌，在他留存于世的作品中，《月华图》似乎显得既简单又普通。
在这幅不大的立轴的中央部分，描绘了一轮硕大的、边缘线清晰的月亮，月亮之内是用淡墨绘出的月影，月亮之外有淡淡的红色、赭色、青色等色涂抹的月亮的光芒。
画家在《月华图》右下方，用其标志性的漆书以浓墨写下提款：“月华图。画寄墅桐先生清赏。七十五叟金农。”彼时的金农，作品的市场行情和个人名气都很不错，“墅桐先生”是扬州当地的望族和藏书家张绎。
金农和张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自必不说，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等与月亮有关的传说和故事他们是知晓的。但不同于古人将这些内容直接刻画于砖石绢帛之上，金农用两处轮廓不清的淡墨表现之，左侧的阴影像是一棵树，右侧隐约可见手执捣杵的玉兔，这两块浓淡深浅有所变化的墨，其实也表现了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和环形山的形象，反映了一定的天文学知识。
明末清初之际，中西方频繁进行文化交流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，将大量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带到中国。西方天文、数学、历法、仪器尤其得到宫廷和文人阶层的广泛关注，其中作为天文观测工具的望远镜，明末以来流行于文人阶层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那些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文人接触西方科技，进而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外来的西方知识融于一身的行为，就成为了一种时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绎的祖父张潮就是其中的一员，他曾在《西方要纪》跋文中写道：“西洋之可传者有三：一曰机器，一曰历法，一曰天文。”可以推想，张绎所在的文人交往圈，有意愿且有机会接触时兴的天文学知识，那么金农笔下光华四射的月亮，便是以模糊的月影，将来自传说的想象和基于科学的视觉经验巧妙结合在了一起。
19世纪是欧洲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阶段，雨果、狄更斯、王尔德等文学巨匠，马奈、库尔贝、塞尚等震动美术界的画家，以及印刷机、摄影术、热气球等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发明，都活跃或诞生在这一时期。法国著名版画家和插画家古斯塔夫·多雷，就生活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。
多雷以其数量惊人且制作精美的插图版画作品而被世人所知，他既是一位钟情为古代文学作品(如《圣经》《神曲》)绘制插图的版画家，同时也会在版画作品中融入那个时代的科学和新知，这一点在他创作于1879年的《月球之旅》版画作品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。